最新汉书读后感(合集十篇)。

读书常常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产生更为积极的态度，作品是作者写的，读后让人很受感动，令人感慨良多。 阅读过程中，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总结书中的重点和难点，你掌握了写读后感的方法了吗？我朋友发给我一篇关于“汉书读后感”的文章让我深受启发，希望本文内容能够为您解决目前所处的瓶颈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汉书读后感【篇1】

光武帝刘秀的这个“中兴”，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兴”都不同。别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内中兴，惟独“光武中兴”是原有的王朝已经不在了，再来“中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南宋陈亮在《龙川文集。酌古论一》中就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实际上，刘秀不仅仅是“中兴之主”，还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汉的江山能够建立，实是他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的庙号称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应劭曰：始取天下为祖，高帝称祖是也；始治天下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确是名副其实。

那么为什么汉亡了居然还能中兴？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前汉亡的原因和背景。

前汉之亡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戚势力过大，一个是刘室宗亲过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说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连找一个近支宗亲都困难。于是，这两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够凭借外戚的势力，倚靠手中的权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宝座靠近。

不过前汉末期的背景则更让刘室宗亲有复起的机会。据《汉书。平帝纪》，前汉末刘室宗亲已超“十有余万人”，遍布全国各地，从理论上说，他们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权利。这些人虽然有的已经没落，但不少人在地方上还具备一定的资财、地位和声望。此外，前汉立国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还可以算是不错的皇帝，到宣帝时，汉王朝又是四海名声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间崇尚正统。宣帝死到王莽篡汉，才距离50几年，老人们对匈奴单于来朝、西域诸国送质、诸羌纷纷臣服等津津乐道的事情肯定还是记忆犹新，所以“民心向汉”是不争的事实。三辅的老吏们见刘秀的部属经过时垂涕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就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王莽末天下大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也好还是地方实力派也好，多数都立刘室宗亲或者奉汉年号。

再则，前汉虽然外戚盛，但主要势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带，他们的根基和影响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会上层，而对下层的平民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影响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触犯了散布在全国各地刘室子孙的利益，也触动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灾人祸，流民失所，他根本无法在社会下层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础。他让刘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终究无力挽回民心；而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举措，又使边疆也一刻难以安宁；他用以造势的图谶，更是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为起兵、称帝的借口。所以，王莽在位的这十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一到天下争相起来造他的反，他的灭亡就已经只是迟早的事了。这时，刘室宗亲凭借着汉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础，终于可以找到复起的机会。

汉能够复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200余年的苦心经营，在前汉末期，王朝周边已经没有与汉棋逢对手的敌人。汉武帝对匈奴、西域、西南夷的连年用兵，不仅仅使汉王朝的影响力大增，还极大的打击了周围的反抗势力，后来的诸帝又能灵活采用分化、瓦解、怀柔、和亲等政策，使前汉末期王朝四周没有能和汉一较短长的力量。所以，当王莽进行朝代更替及王莽末天下大乱时，没有一种势力能够象后来的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趁虚而入。光武即位以后，西域诸国争着送子到洛阳为质，这也说明，在有过前汉对外大规模的战事以后，周边对汉朝的实力颇为忌惮。

于是，外面的敌人不敢进来，中国内乱就只是关起门来在里面打。王莽灭亡以后，各参战的不管是真是假，领头的都称高皇帝的子孙，打完了，天下一统了，把门一开，天子还是姓刘，家还是这个家，最后的胜利者就是“中兴之主”。

汉书读后感【篇2】

读《后汉书》

刘秀的崇儒，为他的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使后汉的皇帝基本上承续了儒学治国的方针，前汉百家并存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而儒学则对后汉也造成了几个比较大的影响。这几个影响，笔者可以将它归纳为“四重三轻”。

其一是重血亲。

重血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兄弟和睦。后汉皇子之间的兄弟友爱在其它时期是比较少见的，甚至于太子被废都能保全善终。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

“隋唐以后，太子被废，未有善终者，惟东汉皆保全”，“盖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子弟皆于孝友之训深，故无骨肉之变也。”其实，赵翼只说了其一，未说其二。按《后汉书.

百官志》，后汉的诸侯国，其官署制度延续了前汉自成帝以后的办法，只设相和傅，相管理民政，傅则导王以善。湘、傅是中央任命的，他们的权力也很大。例如，公沙穆任总理时，能够没收刘敞侵占的官民土地，废除儿子，收受违法奴仆，使刘敞认罪。可见，汉代后期的君王不可能有对抗中央政府的权力。这样，由于制度的限制，兄弟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后汉兄弟之间很少出现对立的事情。

重血亲的另一方面就是崇母族了。刘秀因为亲眼看到王莽移国的弊病，对外戚多加控制。他废掉有世家大族背景的郭圣通，而立了乡里微贱的阴丽华为后，显示出他对外戚势力的警惕，但刘秀并没有从制度上防范外戚势力的崛起。

明帝的皇后马氏贤德，对自己的亲属尚能够自制。但由于始终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又恰好赶上章帝以后几代皇帝都是年纪轻轻就驾崩，权力无疑都移到了皇太后手里，外戚终于抬头，开始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使后汉的外戚势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前汉，长时间左右着朝政。这就是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思想的负面影响了。

其二是重师道轻爵赏。

后汉从刘秀开始就相当重视对皇子的教育，在儒家“尊师重道”教导下，皇帝的老师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殊礼敬。比如明帝的老师桓荣，年逾八十，皇帝仍多亲幸其府，会诸王将军以下及门生数百，皇帝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桓荣若有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

于是在这种恩宠之下，桓家到五代孙仍有声名。

对师道的重视也导致了家学渊源的兴起，不同的派别经常会出现相互交锋，甚至会为哪种经可立博士而争论不休，所以，后汉的学问尤其崇尚家传正宗，子承父业很常见。杨震以明经学博览而入仕，直到四世玄孙杨修仍以好学出名，后为曹操所杀；袁安的祖父就曾以明经任太子舍人，而到他的玄孙袁绍、袁术时，袁氏一门已有六人任过三公之职。杨、袁两家都是四世三公，而其他的官宦世家也不少见，久了就自然形成门阀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世袭制”。

而另一方面，后汉对爵赏从来就没有吝啬过。就赏赐来说，由于后汉的诸王和功臣们都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皇帝为了弥补，给他们极高的秩禄，让他们享有别人没有的殊礼，金钱物质赏赐也很优渥，多有上千万的，也常会连及一两代。这在亲族功臣不多的情况下可能还不要紧，但子孙繁衍多能保全的话，延续几代后自然会给朝廷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桓帝延熹五年诏减虎贲、羽林不任事者半俸，还有灵帝熹平三年、六年、光和三年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以及光和元年、中平四年的卖官鬻爵，显然就是政府财用收入不足的明证。

就爵位而言，皇帝常招德高望重的大臣子弟为郎官侍卫，待成年后任以重职，使他们的爵位能得以承续。杨、袁两家四世三公，就是这样产生的。此外，袭爵也是常用的办法。

邓太后为了博一个好名声，对亲族、功臣中因为大宗无嗣而绝国者，大部分都慷慨的通过支族“承爵以奉大宗”的方式给予了恢复；而桓帝诛杀梁冀，一次就封侯十三人之多，对其中的宦官，竟能允许他们收养子嗣以作传爵之用。所以，后汉已经开始重视门第，一个好的出身，等于拥有了巨大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不但容易进入仕途，还能够凭借几代积累起来的名望，与各种势力做长期的抗衡。

滥加封赏无形中还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风气。民间婚丧嫁娶的相互攀比，虽朝廷屡发明诏亦无法禁绝，而地方官员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多不会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民众力行节约。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人民和政府往往缺乏足够的物资储备进行救灾。卖官卖官，用钱解释犯罪，已成为政府增加收入的途径之一。然而，人民往往陷入极端贫困，埋下反抗之火。

其三是重文轻武。

后汉是一个十分重学的时代，从刘秀和他的开国功臣开始，崇尚学问渐成风气，而其中的经学更是兴旺。尽管刘秀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也信谶学，甚至以谶语定过官职，也宣布过“图谶于天下”，但当时普遍是把谶学当作经学之一的。桓谭敢当着刘秀的面说“谶之非经”，表明正统的儒家经学仍占据着绝对优势。

事实上，早在后汉代开始，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权、桓荣等几代人就开始在京城聚集。在他们的教导下，古典文学非常繁荣。当时《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共十四类被朝廷立博士，其它未立的更是不胜数。明帝还亲自讲经，观听者“盖亿万计”。

在这种重视和推崇下，社会上的名人都是文人。他们的言行举止，甚至连衣裳都成了老百姓相效仿的对象。后汉还出现了一大批学者，类如马融、郑玄、许慎、卢植、王充、张衡、蔡邕、班固等，这些人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影响巨大，真可谓文才济济。

与之相对应的是，后汉轻武备很严重。刘秀在他晚年就已经表现出对战事的厌倦，甚至以“中国初定”为由，完全放弃西域，对西域多次请求设都护都明确给予拒绝，对周边也采取了全面的守势。结果西域尽从匈奴，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

明帝不得已派兵北征，在西域重新设都护、校尉。后来的章帝又以“路远费多”为由，再罢校尉，不复遣都护，结果几乎又陷入被动。幸亏班超准备撤回时在于窴被抱住马脚，当地王侯哭涕着死活不让他走，他得以利用汉朝在西域的威望，动辄领西域诸国兵数万征讨叛汉者，最多的一次竟能达7万之众，以夷制夷。

当时班超手下汉兵最多时也不过千人，却安定西域达三十年之久，以这样的功劳，也不过封了个千户侯。安帝时放弃西域的呼声又占了优势，结果都护前脚刚走，北虏连与车师就入寇河西，朝廷只好关闭玉门、阳关了事。到了顺帝的时候，班超的儿子班勇又来了一次，可以称之为“三绝三通”。但自此以后，中国逐渐衰落，最终完全放弃了对西部地区的经营，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也遂至消除。

后汉的边疆问题主要倒不在西域，西边的羌人才是后汉的重要对手，可惜后汉能征善战的将帅不多，只皇甫规、张奂和段颎三人还略有些名气，其中皇甫规、张奂多受降兵，只有段颎是征战不懈，范晔干脆把他们都放入了一卷中来讲述。我们看他们三人的结果，大略可以发现后汉对武将的轻视到何种地步。作为后汉的名将，皇甫规最高不过封了个二百户的小侯、张奂更是什么爵位都没有，可他俩还算善终。

三人中最能打仗的段颎，他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军士死者才四百余人。有这样的战绩，他还不得不为了保位曲意宦官，封邑总算有万四千户，但随后伴着宦官的倒台，他无辜受到牵连，在狱中被迫自杀。可见后汉重文轻武已现倪端。

其四是重气节轻法律。

后汉儒者普遍重气节，又由于朝廷往往因名望而举官，久则民间多走向偏狭一路。儒家的教导，使民间颇好清名，他们不惜舍生取义，目的只是为了有意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或者是直谏敢为，这种偏激之举风靡整个社会后，遂有党锢之祸的发生。其实，重气节也不是完全不对，例如《后汉书》中记载贼匪遇孝悌而放过不杀的事可谓俯拾遍是，这就是其正面作用，但如果因为气节而走向偏激行动，问题就来了。

陈忠定下的“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的法律，为民间重义之举开了绿灯，而某些人通过种种极端行动而获得的收益使重义之风刮得更起劲。《后汉书》记载：郭亮、董班冒死给李固收尸，太后饶过不杀，他俩一夜显名，“三公并辟”；刘矩在父亲未出仕前坚决不当官，太尉、太傅“嘉其志义”，任他父亲为郎，他于是举孝廉。

至于因为义气、名节而相互结党报私仇之事更是屡见不鲜，而朝廷时来的赦令也使这些犯禁杀人者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因此名声大震。于是一些人为了显示自己刚直气节的虚名，不惜走极端、用诈术，党同伐异，睚眦必报，甚至因为一句话失了面子而互相杀戮，早脱离了中庸之道。其直接结果是，全国各大派系之间的冲突调和无法进行。

与之相伴随的另一问题是，轻视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都存在。后汉的皇帝除极个别外，对官吏管得多不严，官员经常可以称病，甚至弃官而去，使后汉的行政效率普遍不高。民间对子报父仇的赞誉，使官吏对私仇也基本上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加上朝廷时常有大赦，国中上下对法律的轻视实已达到极点。

这种轻视甚至地方官员都存在，他们一旦手中有权，就凭借自己个人的喜好来行使法律。比如荀昱、荀昙兄弟，一个为沛相，一个为广陵太守，他们志除阉宦，凡宦官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部分酷吏们也往往以诛杀大姓右族为荣，所以行使法律的随意性非常大。

民间私相报仇的风气更是越演越烈，比如何颙、郅恽甚至替朋友父亲报仇而杀人，对法律可谓毫无顾忌，他们最后都没事，反而名声大显，堂而皇之的记入了《后汉书》，足见后汉的法治非常混乱。

以上的这些特征可以说都是儒家兴盛后出来的副产品，它们深深的给后汉打下了“好名务虚，重仁轻法”的烙印。

汉书读后感【篇3】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首部史志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国家文献分类目录。东汉史学家班固作《汉书》以记载自秦以来到王莽篡汉之断代史，该书中记载律历、礼乐、刑法等“十志”，是对西汉及先秦社会的典章制度、风俗文化的总结，《汉书·艺文志》是“十志”之一，是据刘歆《七略》增补、删削而成的，是对西汉先秦时书目的目录著录。

把天下图书分为:(1)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2)诸子略, 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3)诗赋略, 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4)兵书略, 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 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5)数术略, 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6)方技略, 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 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 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 《十七史商榷》中评价《汉书·艺文志》“不通《汉书·艺文志》, 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 学术之眉目, 著述之门户也。”《汉志》不仅是我国史志目录的开山鼻祖, 其中也包含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目录。“方技略”就是专为医药文献专门编定的目录, 其中把方技类的文献书目列为四大类, 又把每类医籍的具体篇目详细开列，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及其下各目。《汉志》不仅以“六分法”为核心, 以文献内涵功能进行著录分类, 还以总论、 叙录为辅助手段, 揭示了先秦至汉代包括医史文献在内的中华文化学术总体发展脉络。 通过研究《汉志》中的医学文献目录, 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反映当时医药活动的医史资料信息。而其中所体现的医学史观及所蕴涵的医学思想理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官方的正统观念, 同时也留下了作者班固医学史观和医学思想的深深烙印。由于医学特别是早期中国传统医学具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继承性强, 其发展进步建立在人类世代薪火相传基础上的特点, 医药典籍在医学传习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医史文献也就成为了历代医学传习者最为重要的传授、接收和研习的工具以《七略》、《汉志》为代表的早期医史文献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前代和所处时代繁多庞杂的医学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精当的归类, 以便后人在翻阅时可以按目索书, 分门别类地了解前辈的医学研究成果, 顺利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 不致于面对卷帙浩繁的图书文献束手无策。这种在当时颇为先进的文献整理编录方法, 对后世医史文献著录工作的开展和医学科学的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书读后感【篇4】

《后汉书》是南朝宋范晔编撰的史书，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这部史书是“二十四史”之一，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读完《后汉书》，我深感盛世强汉的辉煌。在这个时期，华夏大地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同时，这个时期也充满了战争，但最终仍然走向了统一。

在《后汉书》中，作者范晔通过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生动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其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让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

在描写人物方面，《后汉书》不遗余力，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仍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例如，“乐此不疲”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讲述了一个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总是乐此不疲，坚持不懈。这个成语可以激励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也要像这个人一样，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要坚持不懈，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另外，“疾风知劲草”这个成语也出自《后汉书》，形容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才能显出谁是最可靠、最有担当的人。这个成语可以启示我们在生活中要有担当和责任感，尤其是在困难时期，要敢于承担责任，不怕困难，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

总的来说，《后汉书》是一部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史书。通过阅读这部史书，我们可以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感受盛世强汉的辉煌和历史变迁的沧桑。同时，这部史书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也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可以激励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进步、追求卓越。

汉书读后感【篇5】

读《后汉书》

《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来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

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当然，《后汉书》也难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传部分如果从单篇来看，是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就整个列传框架结构来看，各传之间的结构编排却比较散。

比如宗室诸王的传记，在《史记》《汉书》中虽然也按时间先后顺序散排入各卷，但它们有“表”来进行专门的汇总，《后汉书》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过几个连续的卷号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范晔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它们散排入列传第

四、第三十

二、第四

10、 在第45卷，这使得整个结构框架体系在梳理中迷失。最末尾的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较好，其内容分区域连续排在列传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汉书》中唯一梳理得比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连续排在列传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错，可惜与之相类的党锢部分被排到列传第五十七卷，没有与它们聚在一起，却属失于计较了。

对于褒扬正统天命的部分，范晔做得比司马迁、班固要好。《东观汉记》中记载关于刘秀出生时所谓的“赤光照室”、“田生嘉禾”、“凤凰来集”等，范晔都没有写入《光武纪》中。虽然，范晔在写刘玄称帝时加了句“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以证明刘玄非真命天子，但这总比《史记》《汉书》中公然把“龙交刘媪生刘邦”的故事编进《高祖纪》强得多。

可惜范晔出于时代的局限，也免不了作史时按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标准收入一些神异事件。比如王忳理女鬼之冤等事，完全就类似于《子不语》等神怪小说中的内容了。

汉书读后感【篇6】

《汉书》是由东汉末年的大历年间，裴松之主持修撰的一部史书，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长时间的编史著作。《汉书》叙述了西汉的历史，这是许多学者和读者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关键性著作。阅读《汉书》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古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让我对这段历史充满了好奇和追求。

首先，《汉书》让我了解了汉朝的成立和衰落过程。在阅读到《太史公自序》时，我对汉朝的创建和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它包含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蟠桃园三十六计和武帝斩蛇的故事。这些故事无疑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此外，通过作者的描写，我了解到帝国政治和对外扩张的战争都有急剧的转变。披荆斩棘成为开国之路，建立全新的国家和政权，又经历了各种危机和灾难，同时还有草原上的军事对立。这种过程使我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域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兴趣。

其次，《汉书》也向我展示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通过书中的描述，我了解到了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和生活，例如年节、礼仪和习俗。书中还描绘了经济和手工技能的发展历程，包括制陶和制铜等工艺。这些描写使我对古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有了更好的认识。另外，《汉书》中记载了被后人称为“见祖武”的八位仙人的传奇，以及相信神仙和物神的信仰。这些故事和信仰极富吸引力，让我对古代中国的人文和宗教充满了好奇。

最后，阅读《汉书》让我认识到历史对于我们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性。从《汉书》中，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且它的学习和研究在将来会对现代中国的诸多领域有极大影响。了解历史也让我明白了历史长河中整合和改革的必要性，以便更好地发扬优良传统和化解现代矛盾。

总之，阅读《汉书》是一次难忘的历程。通过对这部著作的深入学习，我学会了学术领域中的思考方法，并且对古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和热爱。我相信，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我会进一步加深对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也能逐渐了解当代中国。

汉书读后感【篇7】

董仲舒作为改良儒学的符号性人物，几乎是被所有读过书的中国人所了解，然而大多数人的了解都是中学课本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不是十分了解诸多专家学者们对董仲舒的为人学说是如何评价的，但是从现今的状态来说，思想的统一历来总是被说成是王朝或者国家的统一的条件之一，然而教授过我的许多老师都对这种统一的思想怀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所谓道理不辨不明，没得辩论也就没有新思想了。统一的思想对当时的最高首脑是有利的，对长远来说往往为后世“辩证的分析”。因此，这一结论不能说是肯定的。

读了数遍董仲舒传，虽然词句还是那么晦涩难懂，总算能看懂一些。在班固的认识里，董仲舒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他创立的具有神学色彩的涵盖天人关系的理论体系，所以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编写中，九成以上的篇幅用来记述了汉武帝三次问策于被推荐上来的贤人以及董仲舒三次对策。着三个对策因为主要讲述的就是天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也被称为天人三策。

我认为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是巩固君主制的需要，这一点在他的第一个对策中体现得很清楚。在汉朝以前，宗法制分封制实行了八百余年，君主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王位，秦始皇自认为功绩盖过三皇，压过五帝然而他的位置也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到了汉朝，开国君主本是一个平民，和继承王位没有任何关系，董仲舒的理论正好能解决这一尴尬，他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君王的权利来自于命“命者天之令也”，上天命令人君继位，他就能成为君王，同时天下人要是归心于君主的话上天也会降下吉祥的预兆来恭贺，与此相对的若是国家发生了违背道德的事情，上天就会降下一些灾祸来示警。帮助君主改变不好的政令。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这样君主的权利**就变得至高无上不可动摇了。由于君主的权利是不可动摇的，他们为行使皇帝的权威找到了法律依据。与此同时董仲舒也对皇权做出了一定的限制，那就是天人感应，既然皇帝的权利来自于上天，当上天降下示警的时候，必须反省自身。

这也是后世帝王在面对一些自然灾害时，会颁布诏书的原因。但事实上，这一点并没有实质性的制约作用，从根本上达到了提升皇权的目的。

在董仲舒的对策中另外一个被反复提到的词就是教化“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他把人比喻成玉，良玉不需要雕琢就是精品，可是有大量普通的玉是需要修饰才能成才的“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百姓就是常玉，教化就是雕琢。他把汉武帝和三王对比，认为汉武帝并没有什么什么差别，之所以上天没有按他说的天人感应降下祥瑞就是因为汉朝建国七十余年教化的事情却没有开展起来“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他把教化认为是最有效的治民手段，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教化内容的选择就需要依靠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用仁来引导，用义来感化，用礼来约束。

这样通过儒家的教育的人民就能明白本分，安分守己，天下大治就到来了。董仲舒关于教化的观点是和他天人感应的观点相对应的，通过太学广泛的宣扬儒学，儒生在进入了朝廷以后又对解释自然的灾祥有着较高的发言权，这样儒家的地位就自然而然的提高了，在后面的对策中董仲舒也自然而然的提出了罢黜百家的主张。

整个对策看下来我觉得问候刘歆对董仲舒的评价还是很恰当的，虽然他改造儒学成为了儒学领袖，但“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董仲舒创立的理论都是在为君主服务，出发点是统治的的集中和稳固，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汉武帝掌权之初的统治需要，然而他个人在仕途上却并没有特别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的重视儒学的建议也顺带被汉武帝所采纳。

从那时起，儒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所以对于儒家本身，董仲舒是功勋的，对于整个中国历史，都可以辩证地审视。

汉书读后感【篇8】

《汉书·食货志》读书报告

学生姓名：孙兆旭

学号：***

专业班级：经济学1301班

2015年9月21日

中国的经济历史有几千年了。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汉代无疑史已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汉代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大一统的历史时期，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学创作等方面都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特别是汉代留存了很多的历史文献，譬如众所周知的《史记》等等。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课堂上，老师给我们推荐了几本选读书目，在课下的时候我都认真地阅读了几遍，按老师要求选一本书完成读书报告，斟酌再三，我选择了《汉书》的“食货志”这一章节，《汉书·食货志》记载了西汉时期（包括王莽摄政、称帝时期）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思想，从中我可以了解到西汉时期的经济生活，可以深入了解到中国经济思想的精髓。

《汉书》是由东汉班固所著，是一本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食货志》是卷二十四，分为上下。在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对“食”，“货”做出了明确的解释：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大体的意思是说，农业生产说的是要种好的五谷来成为粮食，商贸说的是可以穿的衣服及用的金银铜铁铅龟壳贝壳钱币等，正因为有这些东西，老百姓才能得以生财牟利，互通有无。在文章中作者对西汉社会经济状况的描述，让我感觉到中国古代的重农之道，重视以“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思想，对西汉所施行的财政举措的利弊作了**，致力于“足食”，“安民”。

《食货志》上篇中，作者从先秦时期入手，阐述了一系列那个时期的农业举措及农业思想，譬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丘的“先富后教”，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商鞅的“急耕战之赏”等。在写到“秦孝公用商君”的时候，作者将秦国的强大归结在“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然后又以“务本之故”，说明了秦国“倾邻国而雄诸侯”的最终结果，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代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说明了作者对农业作用的重视。作者在之后又写了汉初的经济凋蔽现象，论述了汉高祖乃至文、景、武、昭各帝，为改变这种局面的经济举措，譬如采纳了贾谊的“积蓄”、晁错的“贵粟”和耿寿昌的“常平仓”等建议。

在看到“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时候，我对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有了具体的了解，作者在文中也对休养生息政策作了积极地肯定并大加赞扬了汉初的繁荣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经常谈论两种刺激农业发展的措施：一是减税；二是提高农业、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粮食。

这也就是晁错的“轻傜薄赋”和“贵粟”思想。《食货志》中就记载了晁错劝谏汉文帝的一段对话，在对话中他的思想显露无疑“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在上篇里，作者也批判了西汉后期的“天下虚耗，人多相食”的状况，对于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天灾之外，也有统治者的责任。

以此反面论证了农桑之重要，只有农业的安定繁荣才能使民足食，以至社会安定。班固在文中的“重食”，“足食”的思想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有很大的作用。

《食货志》的下篇自然就该谈谈“货”的问题了，“货”我觉得就可以理解为货币的意思，是商业中的交换媒介。从班固的货币记录来看，货币的发展就是商业的发展和变化。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的长期政策，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对商业只是看作农业的附属产业，货币作为商业中的重要角色对稳定商业，农业，乃至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货币流通就是对于今天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食货志》的下篇中记载了自先秦至西汉统治时**币演变的过程，来说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的重要意义。下篇中班固从“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列举了“管仲通轻重之权”，“周景王铸大钱”，以及“秦时通行黄金,铜钱上、下二币”的状况。在这几个例子里，我印象深刻的是“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之时，单穆公对周景王的劝谏。

原文是这样的：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

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

从单穆公的话语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货币在维持社会经济，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如果人民都不能生活自给，就会成为游民，是会危害社稷的。货币的至关重要在《食货志》中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在写完先秦及秦的货币情况后，又写到了汉兴，统治者“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导致了物价飞涨，“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这个意思也就是今天的通货膨胀吧。

汉兴之时，统治者对商贾的做法也只是利用打压，并且切断其仕途为官的渠道，避免了***结的现象。孝文帝不听贾谊的劝谏，执意铸四铢钱，造成私铸泛滥，最后致使“吴、邓钱布天下”，令“钱文大乱”的局面雪上加霜。及至武帝之时，当时的汉武帝北击匈奴，无论是军马费用还是犒赏三军，都需要一大笔费用，当时的铸币满世界乱飞，致使当时“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将铸币权收归**。

又到了王莽摄政、称帝，变法制，更铸造大钱，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并屡次改变币制，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的局面。班固在下一部分所说的，突出了货币流通在稳定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可以从先秦到王莽时期看出来。班固认为，货币的价值必须是稳定的。只由国家控制发行，管理流通，才能稳定。

在西汉的历史中货币私铸的现象屡见不鲜，《食货志》里还记述了桑弘羊这个人物的治理整顿货币的措施，比如桑弘羊的煮盐、冶铁、酒榷、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并且对这些政策都做了评述，这都对后世影响极深。

《汉书·食货志》：“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在看到这句话时，我想到了中国古代关于职业分工的理论，在中国古代一般是把民分为士农工商的，而这个顺序也是古代职业的尊卑顺序。通过看书我了解到这里的“士”不同于先秦贵族等级的士，而是指读书人，类似现代所谓知识分子，国家各级**主要来自这个群体，故居于“四民”之首。农是农业人口的统称，包括各种阶层的人，如富裕的地主和贫穷的佃农。

通过学习，农家子弟也可以成为学者，进而走上仕途。在传统社会中，最令人羡慕的叫“耕读之家”，就是兼有士与农的家庭，进可以做官，退可以躬耕自食。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土地，对官权利都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从四民之分当中也是看得很清楚了。

工商的社会地位较低，尤其是商被视为“末业”，重农抑商是历代王朝的一贯政策。这主要体现在商人可以赚钱，但不能当官，这一点早在高后孝惠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富商和大商虽富，但在七品芝麻官面前却自惭形秽，因为从社会地位上看，商人都是四人之末。

限制商业政策的出现，使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无法走上仕途。汉代以后，它们几乎灭绝了。然而，商人手中仍然有很多财富。他们用金钱贿赂**，这种结合的弊端贯穿中国封建历史。古人是以成为“士”为荣，故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随着统一王朝的发展，商人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觉得通篇《食货志》就是在利用古往今来的事例来告诉统治者治国的道理，从中透露出来的重视农民的思想，重视货币作用的思想，其实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也就暴露了作者的阶级本质，他是代表统治者阶级利益的，但在历史的今天，书中所记述的思想成为历史学者了解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渠道，了解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那个年代的作用，以此来警示今日。其实读书的目的也在此，不光是为了看而看，要思考现实的问题，解决现实的难题，才能达到读书的目的。《食货志》中所体现的经济措施，穿越千年，仍具有推敲的意义。

统治者在《食货志》中所承担角色是经济举措的实施者，承担着历史所赋予的责任，拥有着极大权力，成效好坏，其中的原因，经济学的道理，在千年之后还是由我们这些后来人评说。

《食货志》当中的所体现的经济学的道理不胜枚举，现在我终于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们读《食货志》这篇古文了。

在读完《汉书·食货志》之后，我又看了其他史书中的“食货志”章节，比如《隋书·食货志》《旧唐书·食货志》《新唐书·食货志》。我发现后代的这些基本都是仿效《汉书·食货志》而修订成的。《汉书·食货志》的确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书的典范之作。

《汉书》中的《食货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的我们在学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时，还要继续读《食货志》，了解中国古代经济，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食”，“货”作为统治者的“八政”在中国古代经济当中有着至关中的地位，时至今日仍是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古到今观察当下，是读史的目的，最终的结果应该是使古代经验对当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食货志》中我就学到了很多的经济道理，对我以后的专业学习肯定大有裨益。

汉书读后感【篇9】

原创： 燕山雁

余日读汉书，常今日诵之，明日即忘，不得书中之要领，收效甚微，为加深印象，对纪传人物线条勾勒，又做练笔之余事，希冀坚持下去，以补余之愚钝。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诗人王昌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歌颂的是汉代名将李广抗击匈奴，一生戎马的卓越事迹。

李广，甘肃秦安县人，出生在一个擅长射箭的世家，自幼***箭之法，他历经汉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他的一生与抗击匈奴紧密相连，与匈奴大小战争七十多次，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这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称赞李广有才气，天下无双，借匈奴之口称赞他为"汉飞将军",但终究没有晋封诸侯，最后落得刎颈自杀的下场。

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原因还要从李广自身说起，从史料中看出，李广的确为一名猛士。李广被匈奴军队生擒，身负重伤，能在生死关头，一跃而起，跳上胡儿战马，从数百匈奴追兵中逃出来，不得不称之为勇；李广在右北平（笔者家乡一带）与匈奴军队交战过程中，以四千军队对抗匈奴四万，博望侯张骞那一万人又没有及时赶到，在强敌面前，他手下的士兵吓得面如土色，体似筛糠，但李广能持弓箭意气自如，以一当百，士兵不得不服其勇。

这样的名将在汉代没有被封为侯爵，最后自杀了。李广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李广本人虽然勇敢无敌，但缺乏治军之道。管这场仗，他可以拿一个十个，甚至以百个一百，但在带兵作战中，他显然缺乏治军的方法。

《汉书》中记载，李广担任未央卫尉，程不识担任长乐卫尉，两人官职大小一样，曾经又一起为边疆太守，可谓相互了解。程不识治军严格，军队休息有管理，晚上有人巡夜，远处有人站岗；李广治军松散，人人自便，晚上无人巡更，文书做不到上通下达，虽然也有远哨，作为行军将领，这种悉听尊便的作风不是打仗的阵法。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只能靠蛮力，因此李广在带兵打仗中，英勇杀敌的情况居多，排兵布阵的情况很少，甚至在带兵途中迷路，这也是他身经数战却胜者无几的原因。

其次，李广勇有余而谋不足。在上郡战役中，三个匈奴的人射伤中贵人，李广不顾一切去追赶射雕人，一定要把他们杀之而后快，也许是自认为是神射手无人能敌。事实证明，他是一名神射手，也的确无人能敌。

这三个神射手都败在了自己的箭下，但作为一名统帅，不顾自己将军的身份，放下身后的部队，结果被敌兵数千人包围，险些遇难。虽然他装作镇定，迷惑敌人，显示了他的勇敢，但这种绝望的方式不应该由将军来做。可见，李广把自己的是力与敌人相比，而不是与敌人的头脑相比，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上升到战略战术的高度，这也是他在多次战斗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三，李广虽然名声很好，但他为人狭隘。有两件事，一是他做陇西太守时，羌族经常造反，他**敌人八百投降，羌人投降后他又全部将其杀害；另一件事儿是他赋闲在家的时候，与人打猎回到霸陵，霸陵卫不让李广经过，李广怀恨在心，等到李广受命到右北平当太守时，他特意向皇帝点将要霸陵卫，结果霸陵卫刚到军中，李广就把他杀了。这种狭隘的性格对一个首领是十分不利的，作为领袖，心胸要向匈奴地界的草原一样宽广，这样在行军打仗中才能**远瞩，未雨绸缪，恰恰李广缺乏这种才能。

第四，李广急功近利，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求助。元狩四年，卫青将军率部前往匈奴，李广要求前往。这时，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汉武帝觉得自己很老了，不想他再参军了。

作为一名老将，他应该知道沙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也不是凭意气用事，一腔热血就能够喷倒敌人的。李广完全不顾这些，想在有生之年，凭借这场战争，凯旋回来能加官进爵，流芳千古。所以当卫青把他从前锋位置转移到后卫位置时，他认为这是卫青发挥的核心。看到他不让自己有武功，就把能练武功的先锋肥给了公孙敖。李广真的很不高兴，气急败坏地走了。

结果，他在游行中迷路了，回来没有成功。他以为见不到武帝，就拔出剑自杀了。

当然，作为一代名将，李广身上还有许多亮点。司马迁对这位与匈奴作战的名将充满了爱戴和赞誉。笔者仅对其失去侯爵的原因做了一些分析。请改正错误。

汉书读后感【篇10】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目录学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篇目，是我国首部史志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国家文献分类目录，《汉书》十志之一。东汉史学家班固作《汉书》以记载自秦以来到王莽篡汉之断代史，班固自称对《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例，汉以后史书多仿其例而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

其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六大艺术策略，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小学》等九种书籍，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作品。《诸子略》描写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十部作品。

诗赋略, 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兵书略, 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 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数术略, 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

方技略, 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 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参杂。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 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汉书·艺文志》不仅是我国史志目录的开山鼻祖,其中也包含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目录。通过阅读《汉书艺·文志》，使我们对这部巨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不仅条理清晰的为我们从六略角度提供着各部著作的目录学信息，更为日后我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捷径，避免了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搜索的盲目性和繁琐性，提高了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的效率性和准确性。

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我们也应该借鉴这种方法，除了应该充分分利用目录学简洁明了的优势，更应该为自己的实验列好提纲及资料搜索方向，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消耗，为实验提供更好的条件信息。《汉书·艺文志》中的方剂略,对于我们医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指导，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反映当时医药活动的医史资料信息。“医经”小序言：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死為生）。

”指出医经是记述中医学基础理论的一类书籍，包括生理，即**人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的特征；病理，即阐述各种疾病发生的根本；预后，即活证、死证的分别；治则治法，即揣度针刺、砭石、汤液，艾灸等施治的方法等。“经方”小序言：“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

指出《经方》是一部描述中药结合配制方剂的书。方剂配伍非常严格，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药的寒温性、病的浅部和深部、药效、四感、五脏六腑的特点等。

医学图书分为医学经典，经典分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目录书中多保存此两目。“房中”小序言：

“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

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指出房中是记述有关性医学的一类书籍。

“神仙”小序言：“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

”指出神仙是记述养生之道的一类书籍。对医书分列房中、神仙的分类思想，后世多执否定态度。章学诚在《校雠通义·汉志方技》中指出：

“房中、神仙，则事兼道术，非复方技之正宗矣。”《方剂略》将医学书籍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基本上能够按照学术发展情况和图书内容性质分类。典籍在医学传习过程中是很重要的，除去老师的指导，它是我们获得知识最直接也是最便捷的途径，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二个老师，所以医史文献也就成为了历代医学传习者最为重要的传授、接收和研习的工具。

而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早期医史文献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以前繁多杂乱的医学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精细的归类, 以便后人在翻阅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分门别类地找出历代的医学研究成果。

总之，《汉书·艺文志》序可称为先秦两汉的学术史大纲。《方剂略》通过小序、大序对医籍宏观地加以描述，同时又对医籍目录以详述，使我们不仅可以对当时的医学文献存留状况、医书门类的划分和医学发展水平等有所了解，而且可以对当时的医事制度、医学特点等状况更加熟悉。无论是其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是对当代医学事业的指导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灵活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